案情简介
2017年5月19日，张某峰入职某公司处，从事配送员工作。
2025年2月15日，某公司向张某峰邮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内容载明：“因您在职期间存在私设小金库。向下属以工作为由收取费用行为，公司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员工手册》及公司规章制度，正式通知您，自2025-02-14解除与您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请您在接到此通知后2日内办理完毕工作交接、资产归还与离职手续......”
张某峰认为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支付赔偿金276134.40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中，某公司提交的《京东集团员工手册》及《京东集团反腐败条例》经全体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且张某峰在《员工手册签收单》及《员工遵守〈京东集团员工手册〉及反腐败承诺书》上签字确认，表明其已知悉并接受上述规章制度，对张某峰具有约束力，可以作为某公司用工管理的制度依据。
某公司主张张某峰存在“私设小金库，向下属以工作为由收取费用”的行为，依据《京东集团反腐败条例》第四十三条及《员工手册》第二章第四节相关规定，构成严重违纪，故解除与张某峰的劳动合同。一审认为，张某峰的行为尚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程度，理由如下：
一、张某峰的行为系受上级指使，非主动故意。根据某公司监察部于2024年8月9日制作的《谈话笔录》，张某峰明确陈述：“2023年12月，张鹏超拉了一个微信语音会议，参会人张鹏超、我、岳远奔、胡超。张鹏超说片区有些职工工资太低，需要我们每个分区每个月收集4000元工资交给片区使用，我只能同意。”其后，张某峰向下属谢威索要工资2000元，并按照张鹏超的要求交付给沈得志。表明张某峰的行为系在直接上级张鹏超的指使下实施，其主观上并无主动索贿或私设小金库的故意，而是被动执行上级指令。相比之下，张鹏超作为昆山片区机构负责人，是小金库设立的主导者，张某峰仅是执行者，也系受害者，其行为与张鹏超的主责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二、张某峰的行为后果轻微，未达到“严重”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要求员工行为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本案中，张某峰仅收取下属工资2000元，且未实际占有或支配该款项，未造成公司财产重大损失。同时，张某峰在2024年2月按照张鹏超的要求向沈得志交付19000元，其自身亦为违规行为的受害者，张某峰的行为未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
三、某公司未区分主从责任，处理失当。某公司《关于快递快运事业部-江苏省区-昆山片区机构负责人张鹏超腐败的案件调查报告》将张某峰与张鹏超同等处理（均辞退拉黑），但张鹏超系主导者，张某峰仅为执行者、受害者。某公司在认定违纪行为时，应区分员工的主观恶意、行为情节及责任大小。某公司未考虑张某峰受指使的从属性，机械适用“违反反腐败条例即解聘”的规定，导致处理结果与行为严重失衡，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综上，一审认定，张某峰的行为并未达到严重违反某公司的规章制度，某公司据此解除与其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应向张某峰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一审结合离职前12个月张某峰的收入及2024年度年终奖、工作年限，经核算，张某峰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6134.40元，并无不当，一审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均应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履行各自义务。用人单位可基于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用工管理，但解除劳动合同是对劳动者最严厉的处罚措施，用人单位应审慎为之。
本案中，张某峰从谢威处收到2000元，系基于张鹏超指令，其主观上并无索取款项或谋取私利的故意。且张某峰本身系受害者，行为具有被动和从属性质。张某峰在向谢威转达上级指令并在收取款项后即将全部款项支付给了指定收款方。张某峰的行为虽有不妥，但尚未构成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必须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某公司在未采取其他处罚措施情况下径行解除劳动合同有失妥当。一审认定为违法解除，判决某公司向张某峰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并无不当。结合张某峰在解除前的收入情况及工作年限，一审确定的违法解除赔偿金数额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案号：（2026）苏05民终139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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